外国语学院德语系组织“学习马恩原著”系列活

作者:国际学校

  11月23日下午,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外国语学院德语系组织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德语系师生学习马恩原著系列活动”之第一讲。学院党委书记刘芳、副院长谭渊及德语系师生参加了本次活动。活动由德语系主任林纯洁主持。

  12月13日晚,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外国语学院德语系组织了“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德语系师生学习马恩原著系列活动”之第二讲。校党委书记路钢、校党委副书记马建辉应邀参加。党委宣传部负责人,外国语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全体成员、德语系、法语系、日语系、韩国语中心全体教师、学院教工、学生党支部书记和全体辅导员参加了学习。活动由德法联合支部书记包琳琳主持。

【南方日报】中山大学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6种马克思恩格斯手稿首次公开展出

《共产党宣言》创作史/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关系/《共产主义原理》/《共产主义信条草案》。我国学者聂锦芳教授深有同感,他指出《宣言》的创作史早在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同盟时就开始了,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和同盟的接触过程中,不断地进行理论探索、辩论斗争,在总结经验、反思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在真正意义上完成了《宣言》的创作。二、马克思恩格斯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真实关系《宣言》的创作和同盟的历史是分不开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同盟之间的关系就自然而然成为了一个人们热衷讨论的话题。同时他还宣称,《宣言》的语言风格和论证方式都和恩格斯的《在爱北斐特的演说》十分接近[14],这就证实了《宣言》是恩格斯的作品,恩格斯在《宣言》的创作史中才是真正的思想主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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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宣言;马克思主义;研究;创作;草案;共产主义者同盟;对比;学者;正义者同盟

  第一讲学习内容为精读《共产党宣言》。该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德语学科带头人,谭渊教授解读了《共产党宣言》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在中国的早期翻译与传播,从历史语义学和翻译史角度对《序言》中出现的“幽灵”、“神圣围猎”、“童话”等关键词进行了细致的剖析,并指出了现有译本中的诸多不足。他提出,由于语言的隔阂,人们在认识马克思时往往只将他视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而忽略了他同时也是一位文笔优美、措辞有力的作家。正是因为马克思对语言的精确掌握,才使他能够将理论阐释得生动明晰,使得他的经典思想在后世广为流传。谭渊表示,研读《共产党宣言》原著对于德语系师生来说是一次与名家跨越时空的对话,也是充分感受德语语言魅力的机会。

  第二讲学习主题发言共分两部分:德语学科带头人谭渊教授主讲《共产党宣言》的篇章结构和章节逻辑关系,德语系主任林纯洁副教授主讲《共产党宣言》中的历史和历史中的《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由导言和四章内容组成,谭渊分别介绍了每个章节的具体内容,并从整体上带领大家理解《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性。他从历史语义学和翻译史角度对《序言》中出现的“幽灵”进行了细致剖析,指出共产党之所以强大正是因为不惧怕敌人对它的质疑与嘲讽,反而更加自信从容地向全世界宣告自己的理论和思想。林纯洁通过回答《共产党宣言》是如何从历史中诞生、对历史产生了什么影响、为什么《共产党宣言》诞生在西方以及为什么西方在15世纪以后逐步领先东方四个问题,分析了《共产党宣言》中的历史与历史中的《共产党宣言》。以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共产党宣言》的论述切入,林纯洁强调,《共产党宣言》对中国革命具有巨大的指引作用,并必将引领我们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稿件来源:南方日报2018-05-03第A04版 | 作者:记者/吴少敏 通讯员/蔡珊珊 卢旖维 | 编辑: | 发布日期:2018-05-03 | 阅读次数:

A Study Summary of the Creation History of Communist Manifesto

  德语法语联合支部书记包琳琳结合十九大精神,从写作背景、语言运用等方面详细讲解了《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内容,并与学生进行了积极的互动,在场师生对《共产党宣言》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对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有了更深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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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男,河南焦作人,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872

  讲解过程中不时涉及到德国当时历史背景的一些特定词汇,系主任林纯洁则结合其学术研究方向,从德国宗教和历史进行背景解读。以“行会”为例,其意为欧洲中世纪非常重要的行业组织,而大学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行会,这个概念一直影响到现代社会。

  在自由讨论环节中,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刘芳表示,德语系利用得天独厚的语言文化优势开展的学习马恩原著系列活动,为政治理论学习赋予了学术内涵,为我们展现了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背景,马恩原著写作的风格和语言的魅力,也让我们能够从多视角领略该文献的精髓。日语系主任王闰梅和三位学生代表也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分享了感受。

展出4种尚未发表的马恩手稿真迹 “这是无价之宝,非常珍稀!”中大图书馆馆长程焕文指着玻璃柜里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真迹说,即便在全国,马克思、恩格斯手稿总数也仅有十多种,而中大此次展出了6种,且有4种尚未发表。 此次展览包括“马克思主义薪传岭表”“马克思主义哺育青年”“马克思主义文献在中大”三部分,展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手稿、多语种初版《资本论》、第一版《共产党宣言》、最早连载《共产党宣言》中文选译本的1912年广州《民生日报》以及已知唯一一本毛泽东主席亲笔签名的英文版《毛主席语录》等一批马克思主义文物文献。 首次在国内公开展出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受到广泛关注。其中有4种尚未发表的手稿,分别是马克思在1866年9月26日致宪章运动者柯勒特·多布森·柯勒特、1875年1月20日致巴黎出版商路易·朱斯坦·拉于尔、1880年1月26日致伦敦年轻考古学家查尔斯·瓦尔德斯坦的书信以及1863年亲笔手稿《论波兰问题》,有2种已发表的手稿,分别是1852年8月19日马克思致莱比锡出版商亨利希·布罗克豪斯和1876年10月28日恩格斯致英国股票经纪人、作家托马斯·奥尔索普的书信。 中大成国内拥有马恩手稿最多的机构 “中大是国内拥有马恩手稿、《资本论》第一版语种最多的机构。”中大图书馆馆长程焕文表示,长期以来,中大一直把搜集、保存和传承马克思主义文献作为重要使命,并以去年《资本论》出版150周年、今年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和《共产党宣言》出版170周年三个重要时间节点为契机,在全球收集马克思主义文献。 近两年,中大从世界各国相继搜集了《资本论》1867年德语初版,以及法语、俄语、波兰语等13个语种的第一版;《共产党宣言》1848年伦敦初版,以及俄语和法语初版;马克思手稿5种、恩格斯手稿1种,以及多种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手稿和著作。 中大图书馆馆长程焕文表示,中共中央编译局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研究专家鲁路、中央档案馆毛泽东手稿部主任齐得平、世界权威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研究专家和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秘书长Gerald Hubmann等国内外专家,对这些马克思主义文物文献进行鉴定。他们认为中大收藏的马克思主义“文物文献的字迹、纸张和内容符合相关的时代特征,未发现作伪痕迹,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和学术价值。” 培育有坚定信仰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中大作为华南最早的现代综合性大学,具有悠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和研究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别是华南地区传播与实践的重要基地。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蒋斌表示,希望中大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山大学落地生根、结出硕果,并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学生真学、真信、真懂、真用马克思主义,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课堂、进教材、进师生头脑。 “中大秉承红色基因,倡导爱国奉献,不断培育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大党委书记陈春声表示,希望本次展览能激励师生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掌握蕴含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马克思主义哲理和科学精神,不断提高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能力,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为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作出更大贡献。 ■延伸 中国本土最早的《共产党宣言》选译本来自广东 1912年,广州的《民生日报》7次连载刊出署名陈振飞的“译论”《绅士与平民阶级之争斗》,这篇“译论”属于《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 “很长时间内,广东这个早期译本都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邱捷表示,该版本《共产党宣言》中译文,由陈振飞译自日文译本。这是广东对马克思主义著作最早的译介,是在国内发表的最早的《共产党宣言》译本,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华传播史上的一件重要文物。 原文链接:

《共产党宣言》创作史问题主要是围绕《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共产主义原理》以及《共产党宣言》这“三个稿本”提出的。《共产党宣言》的创作史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诞生史以及科学共产主义的产生史,涉及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诸多关键乃至核心的问题,如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关系问题、“三个稿本”的作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关系问题、“三个稿本”间的关系问题、《共产党宣言》的七篇序言的研究问题以及《共产党宣言》的经典文献地位问题,等等。国内外学者在研究和探讨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过程中,提出了这些问题并试着给出相对合理和科学的解答和论证。

  刘芳在总结发言中指出,《共产党宣言》是改变历史的经典文献。德语系师生享有得天独厚的语言文化优势,可以比其他专业的师生有更多视角领略该文献的精髓。她希望大家不仅要从语言方面学习领会其文采,更要从思想文化方面学习其深刻内涵。她强调,当代青年要寻根溯源,扎实学好专业知识,从最经典的文献入手深刻认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要坚定理想信念,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脚踏实地,将个人理想抱负融入到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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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创作史/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关系/《共产主义原理》/《共产主义信条草案》

  据悉, 2018年是伟大思想家卡尔•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也是他与恩格斯合著的经典作品《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结合贯彻学习十九大精神,德语系举办“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学习马恩系列活动”,按计划该系各位教师将以研讨会的形式带领全系师生从语言、文化、翻译、历史、政治等多角度对《共产党宣言》等德语原著进行阐释,将政治性、学术性和文化性相结合,引导学生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通过不同角度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意义。此项系列活动将持续到2018年春季学期。

  路钢在总结发言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理论,是有生命的,纵观国际和我国历史,无不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支撑我党取得革命胜利不断发展壮大的保障。马克思主义是思想,是有力量的,帮助我们分析时代和社会,解答问题、解决问题,开辟新未来。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是科学的真理,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路钢向师生推荐《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一篇文章《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他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也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坚持的真理。他强调,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的大学。希望当代大学生做到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不断增强四个自信,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共产党宣言》无疑是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发行量最大、传播范围最广、影响时间最长的一部传世经典之作。《宣言》的创作史涉及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发展、成长及进化、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整个过程和环节、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实践活动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理论基础、实践依据等问题,因此,对它的研究理应得到人们更多的重视。

  据悉, 2018年是伟大思想家卡尔•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也是他与恩格斯合著的经典作品《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结合贯彻学习十九大精神,外国语学院德语系举办“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学习马恩原著系列活动”,按计划该系各位教师将以研讨会的形式带领全系师生从语言、文化、翻译、历史、政治等多角度对《共产党宣言》等德语原著进行阐释,将政治性、学术性和文化性相结合,引导学生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通过不同角度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和意义。此项系列活动将持续到2018年春季学期。

国内外学者对《宣言》创作史的研究成果不乏多见。特别是前苏联和前东德的学者,他们对该问题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和结论至少在今天看来仍然处于学术界的领先地位。诸如巴加图利亚、马丁·洪特等人都在《宣言》创作史方面有着精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然而,《宣言》创作史中仍有大量问题存在,如《宣言》的思想是怎样逐步形成的?“正义者同盟”的纲领为何一再流产?同盟的领导人究竟为何最终要选择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起草同盟的纲领?《宣言》的雏形、草稿、定稿间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等等[1]。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主要是在以下几个方面对《宣言》创作史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研究和争论。

一、《共产党宣言》创作史的时期界定

1968年,《共产主义信条草案》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被人们发现,这使得《共产主义原理》中诸多“保留原案”的疑问迎刃而解。“最为难能可贵的是《信条》中保留了《原理》中所缺少的三个问题的答案[2]。人们普遍认为,《宣言》的创作史应该从1847年6月2日至9日间写作的《草案》开始算起,《草案》是《宣言》的第一份“草稿”。

但是,马丁·洪特在《〈共产党宣言〉是怎样产生的》一书中提示《宣言》的创作其实早在1847年前就已开始,原因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争取正义者同盟的过程中把他们共同创立的学说不断地传播到工人组织中去,并形成了持久和深入的影响。“1845年夏秋,伦敦讨论会的显著进步,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是很难解释的”[3]。同盟①对卡贝主义、巴贝夫主义甚至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抛弃,根源恰恰就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间发挥了思想引导的作用。同盟的“十一月公告”以及“二月公告”的诞生,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和争取是不可能实现的。尤其是“二月公告”,它所提出的“三个问题”应该是同盟领导人和马克思恩格斯“磋商”的结果[3]。洪特的意思是,既然《宣言》以同盟的“纲领性文件”的面目出现,那么其创作过程和同盟自身的思想发展过程就是紧密相连的。可以说,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有意地将思想通过各种途径、形式作用于正义者同盟之时,《宣言》的“创作”就已经开始了。

洪特在“历史发展”的视野下指出,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创作和问世归根结底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同盟情况和革命现实的关注,也是由于同盟成员现实地需要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形态》的思想和同盟的纲领本来就有着先天的“契合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主要章节,没有对正义者同盟内理论斗争的认识是很难解释的……”[3]因此,洪特的意思实际上是《宣言》的创作史至少要从1845年算起。

洪特的这种思路具备非凡的理论和历史价值。我国学者聂锦芳教授深有同感,他指出《宣言》的创作史早在马克思恩格斯注意到同盟时就开始了,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和同盟的接触过程中,不断地进行理论探索、辩论斗争,在总结经验、反思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在真正意义上完成了《宣言》的创作。对《宣言》创作史的研究,需要去解读和研究所有与其相关的文本,既包括马恩的著作,也包括同盟其他成员以及同盟本身的著作和资料。因此,聂锦芳教授认为,1843年魏特林起草的同盟纲领受到了同盟的否定,同盟从此开始寻找和物色最适合同盟的指导思想和同盟纲领的起草者。在经过了漫长的选择、鉴别和比较之后,同盟最终于1847年决定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来为同盟撰写纲领;而此期间,马克思恩格斯也一直没有放弃对同盟的争取,他们写了大量的长篇著述以及中短篇的论战性著作,最终得到了同盟领导人的彻底认可和接纳。如果非要把《宣言》的思想做出历史追溯的话,无疑要从同盟不满意魏特林的《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一书开始。《宣言》的“创作工程”从1843年魏特林写完那“20条”后就“启动”了[1](p.209-212)。因此,聂锦芳教授把魏特林的“20条”、“十一月公告”和“二月公告”称作《宣言》“草稿的草稿”[1]。

二、马克思恩格斯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真实关系

《宣言》的创作和同盟的历史是分不开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同盟之间的关系就自然而然成为了一个人们热衷讨论的话题。

人们过去一直倾向于马克思恩格斯是同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从思想方面来说是能够说得通的,但是从实践上说,却有些“不尊重历史”,因为这种说法疏忽了“正义者同盟”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区别。长期以来,学者们多是将“正义者同盟”和“共产主义者同盟”“视为一体”。比如,有些学者认为沙佩尔、莫尔和鲍威尔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都是同盟的创始人。这“三个真正的人”是德国工人运动的卓越领袖,他们多年勤奋工作,为同盟的创立、发展和最后改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同盟“当之无愧”的创始人[4]。这一观点为国内外大多学者所支持,同盟这个组织早在马克思恩格斯介入之前就存在了,马克思自己也说过,同盟在1836年就建立了[5]。

诚然,这种分析无可厚非,但这里的“同盟”明显在大部分情况下指的是“正义者同盟”,而非“共产主义者同盟”。用“同盟”二字来代替这个工人组织,尽管是人们习以为常的表述和标识,但这有时的确容易使人在无意中混淆“正义者同盟”和“共产主义者同盟”,从而不自觉地产生歧义。

共产主义者同盟由于有了科学的纲领和卓越的思想领导人,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真正的、科学的无产阶级革命组织。而先前的“正义者同盟”,其性质是半密谋、半宣传的,与“四季社”脱离不了干系的组织团体[6]。这便是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必须要对其进行思想上的建设,把它改造为信奉科学共产主义的工人组织的根本原因。马克思恩格斯从1844年起施行对正义者同盟的“思想建设”,为正义者同盟成员的团结统一打下了扎实的思想基础[7];与此同时,他们在此项工作中发展和完善了自己的思想,经历了《神圣家族》、《形态》、《雇佣劳动与资本》、《哲学的贫困》等著作的铺垫和准备后,最终的思想结晶——《宣言》便水到渠成地“出世”了。如果要找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早期同盟建设所做出的最突出贡献,便是他们对工人阶级组织所进行的思想建设。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参加同盟最初的组建,因为正义者同盟的早期活动与马克思恩格斯几乎没有交集。马克思恩格斯绝不是在同盟产生的时候起,便是同盟的领导者,更不是同盟各项具体事务的组织者和安排者。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功绩抬得过高,就会抹杀同盟其他领导人和成员的贡献。同盟的组建是当时全体工人运动的先进人物的集体智慧和力量的产物。其他的一些杰出工人代表,也为同盟的宣传、建设和发展耗尽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应当实事求是地看待马克思恩格斯和同盟的关系。

其实,这些观点在洪特的书中也早有论述。洪特认为,在与魏特林主义、卡贝主义等思潮“纠缠”、“交锋”的过程中,能够看到正义者同盟进行自身建设的努力和探索。比如说正义者同盟在清除卡贝主义的过程中,鲍威尔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领导作用和动员作用。“鲍威尔这个矮小的鞋匠帮工,当时在这群人中第一个认识了历史发展、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启蒙之间的正确关系。对此,他按照逻辑推理说:共产主义者的宣传绝不会说服有钱有势的人,因为私人占有的利益使他们看不到财产共有制的优越性。他认为,随着共产主义宣传的发展,反抗会增加,并使革命成为必要。这样就最终消除了卡贝的影响”[3]。洪特自然是承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正义者同盟的思想影响的,但是他更偏向于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在同盟内部的事务中有着异乎寻常的统领和管理才华。

不过,我们仍要认定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实际组织者。如上所述,“正义者同盟”在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之后,就和过去的“流亡者同盟”、“正义者同盟”中的那些不良的思想残余(如平均共产主义、卡贝、巴贝夫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活动方式和组织手段(依靠所谓对领导者、思想家“绝对的信仰”来进行动员和调动工人阶级、同盟人员)基本上分道扬镳了。可以说“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根本性质较之它的两个“前身”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主流指导思想便是马克思主义、科学共产主义,活动方式、组织原则也不再仰仗不科学、不合理的“密谋”、“无畏的暴力革命”了。不管马克思恩格斯在同盟里担任了什么样的实际职务,凭借其科学理论,他们算得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真正领导人。

三、对《共产主义信条草案》的研究

国内学者对《草案》的研究成果其实不算丰富,起初也只是《草案》在发现之时,有人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和评论。高放教授对《草案》内容的研究在国内算起步较早、水平较高、成果较多的[2]。高放教授指出了一个争议不小的问题,也是一个公认的历史“疑案”:“有人认为恩格斯就是这个文件的作者,有人认为恩格斯只是作者之一。”[2]高放教授理解《草案》是恩格斯的作品,“不管怎样,恩格斯负责起草这个文献或者说这个文献处于恩格斯的手笔,则是可以肯定的”[2]。这代表了绝大多数人的意见和看法。比如,国内的王先恒先生、于奇先生也专门写文章介绍过《草案》[8][9],“大会花了很多时间讨论纲领问题……大会还通过了由恩格斯起草的二十二条《共产主义信条草案》”[9];国外的格姆科夫、乌尔利希、科尔纽等人也都相信恩格斯是《草案》的作者,最起码他也是主要的创作者和撰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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